为张伯礼院士摘胆的人——陶凯雄:“把手术当艺术品做”

  8月12日,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肠胃外科主任陶凯雄接受采访。 记者苗剑 摄

  长江日报-长江网8月31日讯在武汉战疫期间,张伯礼院士因胆囊炎需要立即手术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肝胆胰外科专家陈孝平推荐陶凯雄主刀。术后第三天,张伯礼便重返战疫一线。

  陶凯雄是谁?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普外科兼胃肠外科主任。网上搜索媒体报道,只搜到了两条。请他用一句话介绍自己,他面露难色:“我觉得我很顺,没什么特别之处。”

  说起他,同事们也说:“他是一个很顺的人。”夫人曾问他,从应城考到武汉是不是很难,刷题刷到半夜的那种?他回答:我从不熬夜。

  求学顺,工作也顺。陶凯雄是湖北最早涉足腹腔镜技术的医生之一,43岁就当上协和普外科主任。每次拿手术录像去比赛,都会引来同行惊叹:“干净、漂亮!”手术结果也漂亮:2004年至今,他平均每年要做各种胃肠道微创手术约600台,发生肠瘘并发症的患者仅为2%;近3年,他带领科室完成1790例直肠癌手术,术后吻合口瘘比例只有7.84%。

  这是两个了不起的数据。肠瘘是胃肠道手术中最严重也最常见的并发症,业内可以接受的概率为10%~20%。

  同事们送他一个雅号“十环医生”,意为手术精准。“他的顺,是千锤百炼带来的顺。”

  陶凯雄在手术前洗手准备。 记者苗剑 摄

  “仿佛每一块组织都有指示牌”

  为张伯礼院士摘胆这事,业内知道的人屈指可数。陶凯雄也不会刻意提起,“胆囊炎手术很平常,很多医生都能做”。

  “能做和做得像艺术品是两码事。”同济医院普外科主任张必翔对这位好友的手术水平不吝赞美之辞。“很多医生得‘杀’出一条血路才能抵达目标位置。他是小心翼翼地找到组织与组织之间的间隙,精准导航,几乎没有多余的出血点。”

  如果把身体看作一座城市,陶凯雄对每一条小巷都了如指掌,即使是相似度极高的地方也能识别。

  “这两块脂肪颜色不一样,不要碰深色那块。”“这根动脉才是要结扎的。”“这里不要碰。”……他的学生,协和胃肠外科主治医师蔡明至今能回想起14年前第一次跟他上手术的情景:老师全神贯注盯着屏幕,动作轻柔,说话做事斯文儒雅。那时候还是二维腹腔镜,但老师依然能在错综复杂的结构中找到最正确的那条“小路”抵达目的地,一招一式精确无误,“仿佛每一块组织都有指示牌”。

  精湛技艺让他成为科室的精神支柱。8月27日晚,一位年轻医生在做一台淋巴瘤合并结肠肿瘤时,由于病人做过化疗,淋巴位置血肿增大,结构层次完全看不清,手术无从下手。他赶到手术室,从容不迫,换了一条新的手术路径,顺利暴露手术视野。

  “只要有他在,无论多难的手术,我们都不怕。”每个年轻医生都会遇到术中大出血的情况,蔡明也不例外。别的医疗组通常会选择直接转开腹,但陶凯雄不。他会第一时间赶来帮助止血,指导医生坚持用腹腔镜完成手术。这点让蔡明特别敬佩,并将老师立为自己的行医标杆。

  如今53岁的陶凯雄大部分时间依然泡在手术室。在他眼里手术无大小之分,世界上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器官,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脾性,同样的病,所做的手术却并不是“复制粘贴”。“每台手术都是全新的”,这种常常都有新发现的获得感让他感到快乐。

  8月13日,在为一位贫血患者做脾脏切除时,学生见他扎完动脉后才扎静脉,问他为什么要分开结扎。他解释,患者本来就贫血,每一毫升血都很珍贵。脾脏血供丰富,动脉相当于“进水管”,先关掉它,等到血液完成“自体回输”后,再关掉“出水管”(静脉),这样可以为患者省点血。

 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改进其实很考验医生的解剖学功底,要从血管丛中挑出需要结扎的那一根动脉血管,不是对组织结构特别熟悉就很容易扎错,所以多数医生会选择将动脉和静脉同时扎起来。

  90分钟后手术完成,术中只出血6毫升。“今天这台手术做得很完美。”他对自己的表现表示满意,把那句说过很多次的话又说了一遍:“手术中不要有多余的动作,也没有多余的血可以被浪费,每一步都关乎人命。”

  陶凯雄为患者进行腹腔镜下脾脏切除手术。 记者苗剑 摄

  “把手术当艺术品做”

  陶凯雄的功力在微创胃肠外科领域早已声名远扬。直肠癌超低位保肛手术,教科书上建议肿瘤距离肛缘5厘米以上才可保肛,他可以低至2厘米。十多年前,陈孝平院士就曾推荐他给一位朋友做过直肠癌手术。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钟鸣教授称他是“一位出类拔萃的外科医生”。

  但在起步阶段,如今深入人心的微创技术并不被业内看好。

  1994年,老院长王国斌教授完成湖北第一例腹腔镜手术,开启了武汉的微创时代;1998年,王国斌在湖北组建腹腔镜微创外科学会,培养微创医生,刚刚博士毕业的陶凯雄被选中。

  业界不看好这项新技术,现有临床数据无法证实安全性。陶凯雄也不知道自己“被选择”是好事还是坏事,当时腹腔镜手术主要用于胆囊手术,即便如此,愿意做的患者也很少,一年就零星几台。

  “那时候业界对腹腔镜处于观望态度。”张必翔说。对外科来说,“微创”在当时是一个颠覆性的概念,“从无到有”,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,换赛道是很冒险的事情。“当开拓者光有勇气是不够的,还要看得远,有更坚强的信念、更执着的追求,不然可能一事无成。”

  张必翔的担忧,陶凯雄不是没有。20世纪90年代末的武汉,最好的4家医院,只有协和在坚定不移地推进微创技术。其他医院在这一领域,晚了至少10年。

  “平台的重要性就在于,关键时候它会推你一把。”陶凯雄说。2000年4月,还在把微创当“副业”的他被医院派到香港基督教联合医院学习微创技术,为期一个月。当年全国一共只有8位医生获此良机,湖北就他一个。

  这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月。香港基督教联合医院的医生毫无保留地传授微创技术,在这里,他第一次完整感受到微创的奇妙,“把手术当艺术品做”也就是在这时埋下了种子。他观摩的第一台手术是一台胆道手术,香港医生在肚子上打了几个孔就把石头取出来了。“太先进了。”陶凯雄依然记得当时所受到的震撼,他目不转睛盯着屏幕,记下每一步。

  “创伤小、出血少、用时短、恢复快,这一定是外科未来的发展方向。”去培训的8位医生达成一致意见。钟鸣也在这次培训之列,他回忆,那时候的相机还没有摄像功能。他们去了才发现,只拍照是没用的,得把手术过程录下来。买了摄像机,还得买磁带,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

  陶凯雄是8个人中最年轻的,他自告奋勇站出来:“我去买摄像机,磁带我也买好,培训结束刻录好了寄给你们。”

  他们住在九龙,陶凯雄走了好几站路才买到。之后他每天早上8点半前到手术室,认真录下每一台手术。5月回到武汉后,他把所有手术录像都作了拷贝,邮寄给其他7位医生。

  数年后,这8人都成了微创外科界的佼佼者。忆起这段岁月,钟鸣很感慨:“离开香港的时候我们都看好他。悟性很高,低调无私,只要对大家有利的事,他想到就去做。这么多年,我们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。外科医生敬佩另一个外科医生有两个条件,一是为人,二是手术水平。”

  “撞了南墙,把墙拆了继续走”

  “从香港回来后他判若两人。”陶凯雄的夫人陈剑虹回忆,他们1994年结婚,丈夫很顾家,做家务、带孩子都会搭把手,而且是主动分担更多。有一次同学聚会,他不胜酒力,到家后吐了,弄脏了墙,他把墙冲刷干净了才睡觉。

  回到武汉,陶凯雄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腹腔镜。一天24小时,18个小时在医院,夫妻间交流很少。突然的转变,让陈剑虹无所适从。有时候她睡不着,越想越气,会踹醒他抱怨一通:“你不拒绝患者,不拒绝同事,只拒绝我们。”

  他不还嘴,无论陈剑虹是不是有理,他都是先道歉的那一个。只有一次,陈剑虹气头上喊出“离婚”两字,他气得摔门而出:“以后不许这么说了。”

  从香港回来后的3年是他的积累期,也是压力最大的3年。微创外科6个医疗组,他是最年轻的带组医生。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有个好岳父——他的岳父是普外科老主任陈道达。他听到也不辩解。“有什么好辩解的呢?做出成绩来不就没人质疑了吗?”

  陈剑虹说她第一眼见到陶凯雄时,就觉得他们是一家人。当时她在财务科,五官端正温柔,在一群嫂子里很打眼,陶凯雄常去报销,一来二回就熟络了。

  陶凯雄要保持专注,以抵御外界干扰。2004年以前,做微创的患者还不多。他喜欢在医院待着,专心复盘手术。没手术的时候,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,看手术录像和解剖图谱,整个人沉浸其中,连做梦都在做手术。陪儿子踢球,他眼睛里看的是球场,脑子里过的是手术。陈剑虹调侃“他是为腹腔镜而生的人”。

  2004年终于开始小爆发了。这一年陶凯雄一个人就做了60多台腹腔镜手术,从最简单的胆囊手术,到胃癌手术,再到结肠全切手术,难度一步步升级。烂熟于心的解剖图谱、复盘的经验全部派上了用场。最让他有成就感的是第一台全结肠切除手术。一名30多岁的患者,他带着两个医生做了整整8个小时,不吃不喝,手术完全身汗湿。但结果是完美的,术中出血不多,患者恢复得很好。做完手术的那一周,陶凯雄都处于兴奋中。

  “要是患者一直很少怎么办?”

  “继续坚持。认定方向是对的,就要坚定。不撞南墙不回头。”

  “不,”陈剑虹说,“他是撞了南墙,把墙拆了继续走的个性。”

  “如果不追求完美,结果只能是完成”

  “坚韧不畏难”是陶凯雄影响蔡明最深的品性。蔡明2006年起就跟着他,朝夕相处。“爱因斯坦有句名言,他无法忍受科学家找最薄的一块木板钉钉子。”蔡明说,“我觉得我的老师倒不是只找最厚的木板,但是一旦这块最厚的到了他手上,他就要把它给钉穿。”

  十二指肠间质瘤发病率极低,是胃肠道手术中最复杂的一种,很多地方要么不做,要么做开放型手术。因为十二指肠呈c字型,被重要血管包裹,周围还有肠道、胰腺等重要脏器,医生能腾挪的空间很小。对这样的患者,陶凯雄从不往外推,所做病例数在全国排前列。

  底气来自年复一年的千锤百炼。他极度自律,轮转实习时,他每次跟着教授上手术台,都会把手术室收拾得干干净净,来的时候是什么样,走的时候还是什么样;出去开会学习,每一场都到场,认真做笔记。连会务组的人都说:“陶教授出来,是真学习。”

  很多年轻医生想学他的“盲穿”技巧,他不准,要求医生严格按照标准执行手术步骤。“‘盲穿’不是技巧,是熟能生巧,外科医生没有捷径可走,专注、多练、下功夫。如果不追求完美,结果只能是完成。”

  是严师,却一点不让人有压迫感,相反,他像一杯温开水,谦和平静,让人如沐春风。上周一场手术,做到关键时候,一名护士不小心碰倒了墙角一根架子,手术室瞬间迸出一声巨响。他慢条斯理说了一句:“不是人倒下去就好。”

  儿子很担心他将来的退休生活,“什么爱好都没有,不做手术了你可怎么办?”他笑而不语,但陈剑虹听进去了。陶凯雄嫌看书费眼,她便把“喜马拉雅”推荐给他,让他听书,他的手机上终于多了一个跟医学无关的app。除了听书,陈剑虹每年会安排两次旅游,“强迫”他出去散心。“给他培养点兴趣。”在陈剑虹看来,一个人只爱做手术,退休了是要抑郁的。

  “如果没有学医,你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?”

  “那我可能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。”他笑。当年高考,他是想当飞行员的,但体检没过,误打误撞成了医学生。“与其说是我选择了医学,不如说是医学选择了我。我必须做好,不做好就问心有愧。” (首席记者王恺凝 通讯员王继亮 涂晓晨)

  【编辑:姚昊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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